年度历史图书选摘｜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撰文：王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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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聚焦于明清嬗代之际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藉考察讲经会、省过会、日谱、人谱等面相，探讨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和道德理想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实践，尝试联系“思想史”与“生活史”两个领域。第二部分则以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禁书及其在道咸以降的复出为切入点，展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权力如何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造成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和自我删节，在最微细、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第八章：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
清代“文字狱”是一个过去一向被过度重视，而近来却变得过时，愈来愈不受人注意的主题。以至于史家笔下的清代思想或文化的历史，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降低这方面因素的重要性，而本人所想要阐述的是，清代“文字狱”所导致的政治压力对各方面产生一种无所不到的毛细管作用，尤其是自我禁抑的部分，其影响恐怕还超过公开禁制的部分。在正式讨论清代文化中的自我禁抑现象之前，我仍须介绍清代文字狱的一些基本背景，没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字狱事件所造成的紧张空气，就不会出现无所不在的自我禁制作用。而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引述别人的研究来描绘清代文字狱的大致状况。
清代文字狱独多，其中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三十余年，案件总数大约130起，比历史上其他朝代都多。其中有些案件牵涉规模之庞大及整肃之残酷颇令人触目惊心。大约顺治四年(1647)发生的函可(1612—1660)《变记》案是清代最早的文字狱，隔年有毛重倬(生卒不详，顺治二年举人)坊刻制艺序案。康熙年间则约有10起文字狱，极被重视的是称为“江浙两大狱”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明史》案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时康熙已即位)，庄廷鑨(？—1655)购买明末朱国桢(1558—1632)未完成《明史》稿，并召集各方人才，补写崇祯及南明史事。因书中叙及南明史时，奉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为正朔，不写清之年号，又提及清人入关前不光彩秘闻等各项罪状而被告发，株连被逮者极众。《南山集》案发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因书中写入永历年号，将清朝年号剔除，结果是原刻集中挂名者皆死，后因康熙宽宥，“得恩旨食活者三百余人”。雍正朝有文字狱案25起，如《大义觉迷录》等案。乾隆朝有135起，集中在乾隆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751—1783)，其中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查缴禁书的文字狱有48起。
这些文字狱所带来最重要的影响是它们对人们所造成的心理压力，如明清易代之际文人吴伟业(1609—1671)说自己在鼎革之后，闭门不与人来往，可是因为在当时颇有名声，故“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孔尚任(1648—1718)在《答僧伟载》诗中说：“方外亦惧文字祸。”这一类的记载相当多，可以显示出当局打压之酷与形成的“涟漪效应”，使得人心极度恐慌，而处处形成“自我压抑”的现象。然而“文字狱”恐怕是任何时代都有的事，而自我压抑也一样发生在所有的时代，即使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遭世界，也有种种自我压抑或回避的现象，但是每个时代的自我压抑内容不同，重点不同，规模不同。相较之下，清代的文字狱及自我压抑的现象，力道特别强，规模特别大，相当值得注意。
清初以来的大小文字狱案犹如龚自珍(1792—1841)所说的“万形而无形”的“风”，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心理压力与渗透力。不过，文字狱或政治压力与自我禁抑之间不一定是按着时间顺序，像银丁扣般一个扣一个发生的。人们对各种文字狱案及禁忌的了解，有些直接得自官方的政令，但是还有许多来自传闻、谣言。它们卷成一个个暴风圈，故有些来源比较明确，有些来自模糊的讯息与想象。
为什么自我禁抑的现象值得研究？过去人们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关心的几乎都是清代官方政策(包括种种上谕及公文书)、文字狱、禁毁目录，及禁毁行动等；但是禁书目录的流传是有限的，官方查禁的人力也是有限的。以编撰《四库全书》过程中的大规模禁毁事件为例，从办理四库全书的相关档案及二手研究看来，为了弥补人力的不足，确实大幅调动佐杂、教官及地方上有初级功名的士人参与搜查，并一直要求藏书者或原作者的后代子孙自己查阅，或请人帮忙查阅家中藏书的内容，自动缴出有所违碍的书物。但是地域、宗族等地缘及血缘关系形成一定的保护网，以当地人查当地书的方式，常常难以完全穿透上述网络。如从官方禁缴记录来看，数目并不是那么庞大。所以讨论清代政治压力对文化领域的影响这个问题，如果仅从官方的种种作为进行了解，必然失之狭隘。
事实上因为官方的种种作为形成一个又一个暴风圈，形成一种看似模糊却又无所不在的敏感意识，每个事件像投石进入池塘产生“涟漪效应”，所以许多不曾出现在禁书目录中的书物，人们为了防患未然，也对它们作了庞大的禁抑工作。至于任何真正牵扯到忌讳的物事，自然成为无所不在的自我禁抑的对象。正因如此，自我禁抑的活动有时候无涯无边，有时候却完全出人意表，而这些都是在各种文字狱案或禁毁目录中所从未被提到的，是一种无法捕捉到的、属于“万形而无形”的世界。
故本文是在探讨官方在思想禁制方面的作为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如何形成毛细管作用，深入到各处，以及权力在极小的范围，尤其是在无名的文人心中自行运作的实况。本文重视广大士大夫对这些压力的感受及诠释，及在私密的空间中(譬如在排版房中，或在个人的小书斋中)，权力如何渗透到文化活动，左右它的运作方式与发展。并且着重讨论人们在得到各种政治禁制的讯息之后，如何在心中揣度、发酵、酝酿出一套检制约束自己的标准，然后在别人发现他逾轨之前，自己先偷偷抑制、删改，把可能有问题的地方遮掩得无影无踪。
这一个沉默的内心世界，非常不容易探测，我试着从文献的空白、删窜的痕迹来进入这一个沉默的世界。这些空白与罅隙究系无心，还是有意为之(有时“无心”也是长期熏染之后的结果)，相当费人思量。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确实有这样一个世界存在，并且严重影响到他们现实的活动。而这一个自我禁抑的世界的范围是不断改变的，它的边界的消长，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譬如对明清之际史事记忆程度的不同与范围的消长，与后来对满清政权的态度密切联系。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讨论的是悄悄地、主动地，在私密空间中进行的禁抑，是一部全民大合唱。作者、读者、书商，及有关无关的人都在参与的销毁改窜的活动。他们有的是帮助藏匿违碍书物，有的是为了避祸，不管青红皂白，先删涂或烧毁再说，使得政府的禁抑政策透过不知名的广大群众之手帮助扩大执行，扩及官方的物理力量所完全到达不了的地方，而且靠着人们的揣测、想象，发展出许多令人始料未及的作法。
一般所关心的是书物出版以后官方的抄查。本文所关心的是事情发生之前的压抑，是在紧张心情下，写作时种种压抑、闪避，是尚未被发现之前的遮掩或销毁。不是“要其后”，而是“原其先”。
这种潜在性的压抑，究竟对清代思想文化的版图造成什么影响？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都有特殊的内部零件组合方式及版图的变化，而因为每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版图的组成及知识的边疆难以勾勒出来，所以往往忽略了哪些部分悄悄生出能量，哪些部分悄悄地消失，或由中心遗落到边陲。而此处所提到的“潜在性压抑”——人们应当说什么，不应当说什么，忌讳什么，回避什么等，即严重影响到这个版图的伸缩、升降。在公开的禁制与自我压抑的过程中，许多东西悄悄消失，而身处于几百年后的我们并不觉察，而且经常造成严重的误解。
这个研究有一些内在的困难——自我压抑往往是偷偷地进行，所以大多无法确定时间，或真正的行动者。因为行事秘密，所以往往没有办法说出与个别事件有关的完整故事，在这里我是以“书籍”的生命历程为主，从作者写作的紧张压力，到刻书者的手下，到出版发行，到藏书家，到读者自己的秘密删窜，到书商的偷偷销毁，去勾勒清代的政治与文化的这一个重要面相。